杨早：若女性自愿裹小脚怎么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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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媒体人在跟我微信聊天时说：“女权主义是干嘛的？是思想的进步还是让女性更幸福？我们看广东地区，越保守的地方，潮汕等地，越保守其实越幸福。而那些倡导女权的人，往往似乎并不幸福。”
这次聊天的发端，是南都周刊的一篇报道《90后的性与爱：身体永远在场》，主题是写一位叫淑婵的女孩的本科毕业设计：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，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。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《孩子，你是这样离去的》。
报道显示，在采访成果集结起来办成一个展览后，这个作品引起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注意，她们找到了淑婵，与她进行了交流。报道中有一段女权主义者对淑婵作品的质疑，被很多人认为是最精彩的段落。
这一段几乎全抄自淑婵为毕业设计印制的册子，原文是这样的：
女权：你的题目有问题，怎么能说是孩子呢？
淑婵：当一个女性怀孕了，人们就会说：怀了一个孩子、孩子几个月大了、孩子在动、孩子快出世了。用“孩子”来称呼胎儿是很普遍的。
女权：但是你现在的主题是堕胎，在这样特殊的语境下，再使用拟人化的称呼就会不合适，一些词就变得敏感有倾向性。胎儿不是生命，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。
淑婵：为什么不是生命？
女权：生下来才算，在此之前无论是几个月大，它都不是生命。生命的定义应该是独立的个体、有人权，胎儿只能算寄生。堕胎就比如长了一个肿瘤你会把它切掉吗？
淑婵：会吧。
女权：你会心疼吗？
淑婵：不会。
女权：一样啊，胎儿就是一团肉，我们没有必要赋予它那么多美好的意义，正是因为社会都认为女人怀孕就该负责任，因此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在社会中总会受到歧视、偏见和道德上的谴责。
但作为女性应该有权利选择是否生育，并且不受到任何束缚和责备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说了算。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是在怀念自己的孩子，会造成“堕胎恐惧化”吗？
淑婵：堕胎恐惧化？
女权：“堕胎恐惧化”就是人们过分制造和扩大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，比如为什么不讨论扁桃体手术？不讨论阑尾手术？因为堕胎背后还有“影响女人生殖力、生育质量”的暗示，再往背后就是女人的价值与“生育力、身体”的绑定。如果一位正打算堕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览，她会作何感想？你从题目到小彤的案例都很容易让观者滑向不能伤害生命、揪出加害者的负面情绪中。
淑婵：最开始策划这个项目时我的确是抵触堕胎的，但随着采访的深入，发现它的原因很复杂多样，没有绝对的对错。现在我只想尽量客观的记录这种社会现象。
女权：不会有真正客观的记录，作者的观点不可避免的会渗透到作品里。你要为自己的作品可能表达出来的东西负责。
如果说胎儿是生命，那所有的堕胎都是在杀生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。许多宗教反对堕胎就是认定了“生命”这个点。就像杀人犯，无论你的理由是多么悲情，你都是杀人了。所以你要想讨论堕胎话题就必须要明晰立场，回答它的本质问题：胎儿是不是生命？你的答案决定了你是支持堕胎还是反对堕胎。
淑婵：我没办法回答。
这些质疑，带着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，估计是淑婵创意之初没有想到的。
2014年冬天，淑婵有了这个毕业设计概念，她来读易洞书店跟我们几个聊过。我当时就提醒她：虽然你不支持堕胎，但是你不能代表所有女性表态。对于有些女性，堕胎是被逼无奈的选择，但另外一些女性会觉得堕胎技术是她们可以弥补过失、独立选择的保障。所以你不应该把征集志愿者的文案写得很悲情，否则会对后者构成某种冒犯。
淑婵同意了，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她拿掉题目里的“孩子”。我觉得有立场没什么不好，她的出发点就是觉得社会和媒体，对堕胎女性的心理伤害关注不够。当时主要是担心她能不能找到30个有堕胎经历又同意拍摄裸照的志愿者。读易洞后来还送了她一本《不存在的孩子：19-20世纪堕胎史》（书名里也使用了“孩子”）。
我在这儿并不想讨论是否应该反对堕胎，只是由篇头那位媒体人的感触，想到最近女权主义屡屡被批评为“行为艺术化”，“全世界都是可供它们敲打的钉子”（参见《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“行为艺术”》、押沙龙《我的女权主义，她们的女权主义》），不禁想来谈谈“女权主义何为”的问题。
我说过，我更喜欢用“女性主义”而不是“女权主义”来翻译Feminism，“女权主义”是日本首用的译名本身就有对Feminism污名化的色彩。这是来自戴锦华老师的教导。而篇头那位媒体人的问题，我在十六年前上戴老师的《女性主义研究》选修课时，在课后就问过她。我当时对女性主义近乎无知，就这么愣愣地去问：
“戴老师，如果有些女性，她们不介意自己的地位低下，被压迫，被遮蔽……总之就是她们不追求女性主义主张的女性个人权益，那女性主义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戴老师估计也被问得有点愣，具体怎么回答的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估计是“这正是女性主义启蒙的意义”之类。在下一堂课，我却得到了意外的表扬。戴老师说，她和几位朋友讨论过了，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而且暂时还没有特别完美的答案。
就在我问这个问题的1999年，《读书》第10期上发表了杨兴梅的《小脚美丑与男权女权》，听说这篇文章，把素有“男性女权主义者”之名的舒芜老先生气得差点儿背过去，到处打电话找人写反驳文章。
为什么呐？《小脚美丑与男权女权》的观点，主要是说近代史上的反缠足运动，也是由男性知识精英发起与推动，如果说“小脚美”源自男权社会的主流审美，并将之内化为广大妇女的内心意识，“小脚丑”又何尝不是沿循同样的路径，同样体现“一个男权社会的残忍的威权”？作者认为：“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，实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女性的人格，这些妇女解放的鼓吹潜意识中实暗含贬低女性的倾向”，因此她主张解决问题应该针对具体问题来研讨，“而不必在任何男女不同之处都看到两性的不平等”。作者并且质问：
“清季以来的反缠足者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主张妇女解放（甚至是否真正主张妇女解放）都还是个可以考究的问题。更关键的是，在强调脚的解放的同时，是否忽视了（尽管基本是无意识的）‘人的解放’这一更根本的目标呢？”
明火执仗地质疑“五四”之后主流话语公认的反缠足文明论，难怪宗奉“五四”的舒芜先生要怒火中烧了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也不过是“以子之矛陷子之盾”而已。“五四”既宣传“人的解放”，那么人对自己，无论是生活、命运，还是身体、皮肉，都不再是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”，而是有自由的处置权。按这个逻辑，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叫老宣的文人已经说出“（缠足）毁伤是第三者客观的话；在当局者只当作一种修饰，如文身、贯鼻、缠乳、束脚，都是同类的例”。古代女人缠足，与当代女人整容，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？
反对者一定会举出“被动性”作为反对的依据。诚然，古代妇女缠足，很大一部分是被动的：不缠足嫁不出去或嫁不好，被人瞧不起啊。那后来，为什么民国政府已经严令禁止缠足，还是有不少女性死活要缠足或不肯放足呢？因为此前的男权社会已经内化到她们的意识中了呀，你看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，现在还有谁缠足？
但是，这一点很难说服绝对的个人主义者。既然人对自己的身体有自由处置权，那为什么政府可以禁止其中一种如缠足，而不禁止隆胸、穿耳、削骨？如果说缠足身体，整容科哪些项目于身体是绝对无害的呢？有的禁止有的不禁，判断的边界在哪里？而且，政府有没有权利干涉个人的身体处置权呢？
由身体处置权，可以扩大到个人对生活的自由选择。如果某些女性自愿选择依附男性生活，放弃独立求得安稳，她们的权利是否应该受到尊重？如果她们认可传统的妇女出嫁-生育-相夫教子的模式就意味着幸福，女权主义者有没有权利替她们代言？
我现在还会常常想起当年问过的这些问题，也还没有解除内心的困惑。一般来说，当女权运动狂飚突进的时候，这些问题是很容易被忽略的。先驱们完全可以用一句“启蒙程度不足”或用“文明/野蛮”的二元对立模式，就可以将这些问题掩盖过去。但是落实到具体案例上，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了。
以堕胎的争议为例，虽然淑婵的采访指向性比较明确，吸引的主要是对堕胎经历怀着怨念的志愿者，如第一个受访者“小珊”会在堕胎后的鬼节“到处买衣服烧给‘孩子’”，而且饱受后遗症的折磨。但也有受访者如“喵喵”会认为堕胎是她“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”。
如果样本更多更有代表性一些，我们应该会看出，堕胎是否会成为女性人生经历中惨痛的记忆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：从小习得的性观念与生命观，周围环境的认可度，医疗条件的好坏，性伴侣的意见与负责程度，父母家庭的接受与否，堕胎之后自我人生规划的实现程度……这些都构成了“堕胎记忆”的一部分，种种复杂，完全不可能是“胎儿是否生命”或“支持/反对堕胎“这样的简单对立可以嚢括的。
我当然能理解女权运动“行为艺术化”的某种苦衷。于媒体与公众而言，如果不能给出一个简单明了、斩钉截铁的诉求或结论，恐怕很难吸引他们的注意。形式上的夸张，仍然是为了传播的有效。即如淑婵的这次采访，如果报道不是冠以《90后的性与爱》这种其实牛头不对马嘴的标题，恐怕也换不来阅读十万+的新媒体成绩单。
然而，正如我在去年冬天给淑婵的建议：最重要的是让受访者讲出她们隐秘的故事与情感、想法，不要将整个或部分访谈悲情化，也不要预设各种结论。好在淑婵不是一个理论迷，她后来遇到的各种案例，恐怕也大大扩展了她此前的想象，比如有位丈夫代患抑郁症的妻子接受采访与拍摄，而志愿者的人数与开放度，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事前的预期。
网上有人提问“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有什么区别”，提问者采纳的答案中提到“女权主义算是宏大叙事（关于国家、历史），而女性主义算是微观叙事（关于个体）“。虽然并不严谨，却点中了当下女权运动的概念化、简单化、宏大叙事化的弊病。我还是觉得，女性的解放，人的解放，都当从个体开始。而个体的诉求，从来不是一是一二是二如小葱拌豆腐。
与空泛的种种解放、自由的口号相比，对于“自由选择”的保障，其实该是重中之重。我现在实实在在能想到的，一是知情权，要让人明白TA的选择有何意义，会承担何种后果，这时比较容易出现的陷阱是“将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子孙”，身体力行者生活没有切实的改善，革命往往会在高潮后陷于困顿；另一个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是自由选择之后获得的“四大自由”（言论自由，信仰自由，免于贫困的自由，免于恐惧的自由），如果人的选择只有“做稳了奴隶”与“想做奴隶而不可得”，大多数人选择什么不言自明。在社会对自由选择的保障未曾建立之前，少不得会出现“保守的人更幸福”的悖论。
女权，人权，都是大的课题，但又是切身的体验。希望能看到更多的采访，更多元的表达，无论如何，90后淑婵的努力与行动力，值得赞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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